日方檔案佐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偉大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是全民族眾志成城奮勇抗戰的偉大勝利，是中國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國以及各國人民並肩戰斗的偉大勝利。抗戰期間的日方相關檔案，再次印証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展現了日本當局對中國共產黨抗戰的真實看法。這些記錄從他者視角批駁了片面美化國民黨抗戰、否定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錯誤觀點。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具潛力的政治勢力”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一直被當時日本各界所關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的抗日思想就引起了日本殖民侵略機構的重視。1929年8月，“滿鐵”在調查報告書《中國無產階級運動史》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運動最鮮明的特征是反帝國主義。”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外務省情報部官員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運動情況進行全面搜集，編制成僅供內部使用的中國共產黨史料《秘 中國共產黨1932年史》，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勢力發展迅速，尤其是在鄂豫皖區、鄂中區和鄂西南區的聯合包圍下，武漢宛如萬頃紅濤中的一葉孤舟”。

　　 一二八事變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提出“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日本東邦國策同志會在《支那事變與吾等的覺悟：把握事變的本質》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已經從單純的發動群眾的運動轉變為自信的武力戰斗。”

　　 1933年9月，日本外事協會在《支那共產運動》中提出：“擁有四億人口、被稱為‘世界糧倉’的無限天然資源的紅色中國，與擁有廣闊領土的蘇聯進行聯合，對於日本而言可能會引發全世界的大變局。”日方這份調查檔案資料，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已使日本侵略者心生畏懼。

　　 1936年9月，“滿鐵”經濟調查會在對中國共產黨的調查報告《秘 支那赤色勢力的現階段》中指出：“中國紅色力量是以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為核心的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經過了十多年的發展，在中國已經擁有強大的政治地位，是中國最具潛力的政治勢力。”

　　 1936年11月，日本外交協會的三島康夫在《赤軍的新研究》中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試圖以中國紅軍為中心，建立一個聯合人民戰線。”日本陸軍省新聞班在實地調查報告《時事參考 關於支那共產軍》中進一步指出：“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存在，對中國革命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共產黨作為與南京國民政府對等的特殊政治勢力，正在把近代中國按照其理想的方向推進。”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日本一方面大舉侵華，另一方面加強對敵后抗戰的調查，留下了不少原始記錄。1938年9月，日本維新寮調查手稿《滿支共產“匪軍”活動》記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北和東北抗日勢力強大，與廣大群眾緊密團結，中國共產黨抗日思想深入民心，具有不惜犧牲生命進行抗日的革命家意氣。”手稿還有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滿”游擊區、“東滿”游擊區、哈東游擊區、湯原游擊區、海倫游擊區等地抗日游擊隊，以及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抗日斗爭情況調查，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形成了南北呼應之勢，應是日本重點討伐的目標。

　　 從日方檔案的真實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實行全國人民總動員，開放民主，改善民生，廣泛發動群眾，武裝群眾，提出並始終堅持人民戰爭的路線。

　　中國共產黨是日本“武力討伐的重點”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七七事變，挑起全面侵華戰爭。7月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中共中央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翌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團結御侮的必要，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國共合作宣言的公布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志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中華民族空前地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

　　 面對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日軍重點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北抗日武裝力量進行深入調查。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岡部直三郎制作的調查檔案資料《極秘 情報記錄 第1軍情第57號》顯示，“從1937年10月下旬開始，匯集在河北省廣平縣的八路軍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向駐扎在肥鄉和成安日軍進行攻擊﹔在阜平縣新樂西北及恆山的抗日游擊隊沿著平漢鐵路沿線前進，其勢力相當強大，攪亂了我軍的后方﹔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山西省民眾的抗日情緒高漲，在平定城內，學校的教師中黨員數量較多，公道團、犧牲救國同盟會等抗日團體遍布各縣村，他們進行了廣泛的抗日運動”。為此，日軍決定以鐵路為支點，在重要地區分散配置部隊，形成警備道路網，密切聯絡流動的軍隊與警備隊，意在“討伐”抗日游擊隊，摧毀抗日根據地。

　　 日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反復進行的“殲滅掃蕩作戰”“剔抉掃蕩作戰”“治安肅正作戰”“治安強化作戰”，目的是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力量。在侵華日軍看來，不“剿共”就無法維持治安。所以，他們對八路軍、新四軍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抗日游擊區和包括廣大軍民在內的抗日力量一律進行大規模的“三光”作戰。

　　 1937年12月22日，岡部直三郎向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匯報了侵華日軍控制華北地區的指導方針，指出，“當地日軍要全面控制所佔領的城市及鐵路沿線全域”，“在華北地區要徹底‘討伐’的是中共抗日游擊隊，要運用各種方法在華北地區進行‘防共思想’的宣傳，目的是離間與中國共產黨密切聯系的民眾、‘土匪’和抗日游擊隊之間的關系，割斷抗日游擊隊與當地民眾抗日團體的聯系，達到徹底‘消滅’的目的”。按照此方針指令，日軍華北方面軍制定了《軍事佔領區治安維持實施要領》，再次強調“武力討伐的重點是共產黨，特別是早日徹底粉碎共產黨主義覆蓋所構成的地區”。

　　 1938年初，侵華日軍相繼佔領了華北地區的主要城市，控制了鐵路及其沿線的地區。大部分國民黨的主力部隊撤離，僅在山西省南部保留了一部分兵力，致使華北地區處於權力的“真空”地帶。八路軍分派第115師、第129師、第120師強力挺進五台山區、太行山區和晉西北地區，開辟了晉察冀、冀南和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山東人民也在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的領導下與侵華日軍展開了游擊戰爭，以泰山和沂蒙山區為中心建立了魯中根據地，奠定了華北四個解放區的基礎。八路軍還從山西分兵東進至冀魯豫平原、齊魯平原和冀中平原，北進至綏遠的大青山地區及河北的東北部，先后建立了冀魯豫、冀魯邊、冀中、冀東和大青山抗日根據地。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部於1975年編《戰史叢書90卷支那事變陸軍作戰〈3〉》記載，日軍在1938年評價中國共產黨軍隊絕不是單純的戰斗軍隊，而是一個強大的政治組織者，是為了實現共產黨政治目標的武裝力量，是扎根於民眾的政治力量。

　　 七七事變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有效地填充了國民黨軍隊撤退后華北地區的“真空”地帶。日本方面意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是潛在的巨大威脅，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日本的真正敵人，並根據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調查分析，相應地調整了在華北地區的侵華戰略。

　　“日本軍隊根本無法與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對陣”

　　 日方檔案顯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具有廣泛的社會群眾基礎，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游擊隊活躍在敵后，破壞日軍的補給線，並對日軍的佔領區形成了巨大威脅。

　　 1936年2月，“滿鐵”經濟調查會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調查報告《秘 支那赤色勢力的現階段》，提出：“從中國共產黨游擊部隊發展的勢力來看，‘赤化’的危險很大，對東洋的‘安定’具有責任的日本來說，應該與南京國民政府共同防衛赤化，遏制蘇聯勢力向遠東地區滲透。”關於日本與南京國民政府進行共同“防共”的理由，該調查報告認為：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政治思想和軍事戰略方面強大﹔中國共產黨的主力部隊在經濟相對落后的蘇區，與蘇聯保持著聯系﹔廣大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抗日軍隊有好感並大力支持，這是不可輕視的堅固勢力。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日本政界對中國政局形勢進行了深入分析。日本中國事務評論家藤枝丈夫在《新生支那與日本》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推動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成為中國抗日運動的主潮流，而且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各階層抗日運動的地下實體指導者，從江西省紅色政權的建立至躋居於西北邊境地區，再到華北和華中地區抗日勢力的擴大，已經成為領導中國抗日運動的核心力量。”七七事變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勢頭猛烈，給日本當局帶來巨大壓力。《新生支那與日本》還記錄了首相近衛文麿的觀點，“現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形勢的發展，是東亞歷史上有史以來最危急的時期”。

　　 1938年11月12日，侵華杉山部隊本部成立了“中央滅共委員會”，為了掩人耳目對外稱作“黃城事務所”，制定了《華北滅共委員會規定》。該文件記載：“滅共委員會基於華北治安肅清為根本要義，為了滅絕共產主義思想，鏟除抗日意識，以指導日本各機關實施思想對策。”“黃城事務所”下設4個調查班，全面收集中國共產黨抗日斗爭的情報，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是日本華北戰爭的一大“癌症”。

　　 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廣泛的抗日根據地，成為抗日戰爭的重要陣地，為最終勝利提供了堅實的后方支持。“滿鐵”調查檔案進一步証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贊成和擁護，中國共產黨具有廣泛的抗日群眾基礎。

　　 1940年1月，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為《最近支那共產黨史》作序時指出，“偏隅於重慶的國民政府不足為懼，而盤踞在西北邊境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卻綿延到中國四百余州縣，中國共產黨是攪亂東亞新秩序的元凶”，把中國共產黨看成是“大東亞新秩序建設的真正敵人”。

　　 1944年1月5日，日本天皇之弟三笠宮親王化名為若杉參謀前往中國戰場考察。他在《作為日本人對中國事變的內心反省》一文中表示，日本對中國是“無所不取，掠奪殆盡”，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生活作風節儉，對民眾紀律嚴明，日本軍隊無法與之比擬。三笠宮明確指出：“日本軍隊根本無法與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對陣。”

　　 綜上所述，日方檔案資料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重要角色，有力印証了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立即組織抵抗，成為抗擊日本侵略的重要力量﹔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國共合作﹔領導敵后抗戰，建立19塊抗日根據地，成為抗日戰爭的重要陣地，為抗戰提供了堅實的后方支持﹔填充七七事變爆發后華北地區的抗日“真空”地帶，有效牽制了侵華日軍，改變了抗日戰爭的力量對比，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作者：武向平，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中共抗戰日藏檔案資料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蘇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