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黨中央對華南工作的領導與成效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紅軍北上，南方黨組織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廣東地區黨組織活動幾乎陷入停滯，直到1936年北方局派薛尚實等到廣東恢復和發展黨組織，中斷數年之久的廣東地區黨組織活動才得以恢復。全民族抗戰開始后，黨中央又派張文彬南下主持廣東工作，李克農負責桂林八路軍辦事處，雲廣英負責廣州八路軍辦事處，廖承志負責香港八路軍辦事處，黨在華南地區的各項工作逐步恢復。其后，關於華南地區黨組織的任務與工作方針問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長江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不同階段、根據國內外不斷變化的局勢，做出了不同規劃和指導。中央多次派遣軍政干部充實華南地區領導力量，甚至採取了派出主力部隊南下的重大行動，華南地區黨組織也多次派人到延安或重慶請示匯報。可以說，華南地區黨的工作始終是在黨中央的高度關注和精心指導之下進行的，是黨的全盤戰略和全部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11月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即指示廣東省委，指出今后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任務是：在廣州及其他敵佔區進行秘密工作﹔在廣州及其他敵佔區組織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廣泛組織自衛軍﹔在東江、海陸豐等地建立抗日根據地。

　　 11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結論報告，分析了廣州、武漢失守后的形勢，指出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來的象征，在相持階段，我方作戰形式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敵后游擊戰爭應分為兩大區域，在已經大大發展了游擊戰爭的區域，應大力加以鞏固﹔在沒有充分發展或正在發展游擊戰爭的區域，應迅速地廣大地發展游擊戰爭”。這個方針對相持階段到來之后，中共抗日游擊戰爭的未來發展方向做了全國性的布局，其中，華中和華南屬於應該積極發展的兩大區域。在華中，由於有新四軍主力的表率作用和大批優秀中高級干部的領導作用，黨的力量得到很大發展，開創了全新局面。在華南，發展的基礎和客觀環境都與華北、華中有所不同：一方面，華南的大部分地方還是國統區，自1939年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之后，中共在國統區總的方針是隱蔽、保存、鞏固，以待時機。在淪陷區則是把握時機，積極發展，但受周邊環境的制約與限制也相當大，在既沒有主力部隊作為主導力量，干部方面也相對較弱的情況下，發展的困難確實較多。在抗戰形勢迅猛發展，優秀干部十分緊缺的情況下，中共中央仍多批次派遣相當數量的軍政干部到華南工作，充實華南的黨政軍領導機關，為進一步打開華南工作局面輸送有生力量。據不完全統計，從1936年北方局派薛尚實回粵工作算起，在廣州淪陷前，有張雲逸、雲廣英、張文彬、廖承志、王均予、黃文杰、李大林、張越霞、梁廣等人。在廣州淪陷后，有梁鴻鈞、盧偉良、饒衛華、李覺民、李振亞、謝立全、庄田、林李明、覃威等人，他們大多承擔了黨和軍隊的領導或重要骨干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代的任務，為黨組織在華南的恢復和發展、為華南游擊戰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共中央對海南島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視，一直對瓊崖工作寄予厚望。海南淪陷之后，1940年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專門就瓊崖工作指示廣東省委，指出馮白駒部應作長期堅持計劃，因在任何條件下，日本必佔瓊崖不退，在此情況下，馮白駒與瓊崖特委應以全島為對象，大力發展黨，發展武裝，發展民運，設法爭取各縣政權，不顧國民黨的任何阻礙，堅決組織全島人民的抗日戰爭。中央還指示，廣東省委對瓊崖的做法應與廣東的做法有區別，廣東“應謹慎的干”，對瓊崖“應放手的干”，最后達到驅逐一切漢奸反動勢力，由共產黨與進步派別領導全瓊抗日。其后，中央又多次就海南工作作出指示，千方百計將電台設備運到馮白駒部，派遣李振亞、庄田等軍事干部參與瓊崖游擊部隊的領導指揮工作，要求設法打通從廣州灣到海南的聯絡線。在瓊崖縱隊的電台損壞、失去聯系之后，一再要求廣東軍政委員會與東江縱隊設法與瓊崖縱隊取得聯系。

　　二

　　 1944年，日軍發動所謂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一號作戰”，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湘、桂、粵北的交通要道和多個重要城市陷於敵手，鑒於華南地區敵我力量對比的變化，中共中央決定爭取使黨的力量和武裝斗爭在華南有一個大的發展。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致東江縱隊和瓊崖游擊部隊的指示，指出華南即將大塊淪陷，“拯救華南人民的責任，不能希望國民黨而要依靠我黨及華南廣大民眾。因此，你們在華南的作用與責任，將日益增大”。由於美英正在籌劃從華南沿海發起對日反攻，華南的戰略地位更為凸顯，同時也將是一個有利的發展契機，“英美在太平洋上繼續作戰的勝利，一旦接近中國南方海岸，實行對日反攻時，則我華南根據地，將成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國部隊以直接的配合，並可能獲得他們一部分幫助”。7月25日，中共中央又指示林平轉廣東軍政委員會和中共廣東臨時工作委員會，敵“打通粵漢路仍勢在必行，你處工作應一本開展敵后游擊戰爭之方針加緊進行”。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派出在延安的八路軍主力部隊三五九旅一部，並帶領上百名准備派遣到華南工作的干部，由王震、王首道率領揮師南下，最終目的是與東江縱隊的北上部隊會合，在粵贛湘桂創立五嶺根據地，這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戰略部署。7月，毛澤東向王震布置任務時告訴他，“在當前形勢下，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鞏固華北、華中，發展華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廣東、廣西、浙江發展”，“由你們南下支隊護送干部，挺進華南，會合東江縱隊開辟湘贛粵桂邊的五嶺抗日根據地，把華中和華南聯系起來……在抗戰勝利后，如果蔣介石依靠外國勢力把內戰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我們也能進退有據，牽制其南方一翼，配合各解放區的自衛戰爭，打敗蔣介石，建設新中國”。

　　 隨著豫湘桂戰局的進一步發展，國民黨在湘、桂兩省一敗再敗，日軍一部沿西江、南路會攻廣西，國民黨軍在這一地區的力量大大減弱。根據形勢變化，10月26日，中共中央囑尹林平轉廣東臨委、軍政委，提出了加快步伐大力向西發展的計劃。但不久，華南戰局又有變化，日軍在1944年12月大舉進攻粵北，打通粵漢線，廣東戰時省會韶關淪陷，余漢謀部退往贛南。而瓊崖日敵亦於此時加緊封鎖和掃蕩，東江部隊與島上的聯絡不易。鑒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指示應投入更大力量向北發展，“我華南抗日武裝斗爭應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粵桂邊為主要發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並便於造成更大的根據地，進行持久的斗爭”。

　　 八路軍南下支隊第一梯隊約五千人，於1944年11月9日從延安出發，經長途跋涉於1945年3月挺進至湘北平江一帶與敵拉鋸，對於下一步的進軍方向，1945年7月22日，毛澤東致電王震、王首道，告誡他們“你們的唯一任務是爭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時間，在粵北、湘南創立五嶺根據地，並與廣東我軍連成一片准備於內戰時牽制南方一翼……和東江縱隊會合，使他們獲得援助，保存並發展這個多年創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敗，具有極大戰略意義”。遵照中央的部署，到1945年8月，南下支隊終於打到了廣東南雄縣境，進入五嶺山區，與前來接應的東江縱隊僅差百裡路程。但恰在這時，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宣告勝利，基於時局變化，南下支隊北返延安。

　　三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尤其是全民族抗戰開始之后，黨的事業迅猛發展，迫切需要有經驗、有獨立工作能力的優秀干部。因此在這個時期，中共中央既十分重視干部的教育培養，又十分重視干部的儲備保護，特別是對在國統區干部的安全問題，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方針和具體措施。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之后，國民黨特務加緊了對國統區中共黨組織的破壞活動，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及時提出了“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工作方針，193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專門發出《關於在國民黨統治區保存黨員干部的指示》，指出“因國民黨決定逮捕所有被其特務已經發覺及正在發覺的共產黨員”，國民黨統治區的各地方黨必須即決心調動我們已經暴露的干部和黨員，把他們送往新四軍區域、延安或其他能夠立足的安全地區去。要認真地決心地將黨的力量有計劃地隱蔽和撤退。1942年10月，廣東軍政委負責人尹林平回復周恩來，將堅決執行中央關於組織工作的決議，對保護干部問題予以高度重視。

　　 自1942年5月26日起，國民黨特務在破壞了中共江西省組織后，又展開破壞粵北省委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的行動。得到“南委事件”發生的消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6月8日即做出有關人員迅速撤離的指示，並做出了有關區域的黨組織停止活動、切斷聯系的安排。對於事件中被捕的南委副書記張文彬與南方局委員廖承志，黨中央十分關切他們的安危。1944年5月，毛澤東草擬了向國民黨交涉的20條談判意見，其中一條就是“請政府飭令黨政機關釋放各地被捕人員，例如皖南事變時被俘的新四軍官兵葉挺等，廣東的廖承志、張文彬等”。對在華南工作的干部，中央高度重視，一些工作能力突出的干部受到特別關注。1945年2月12日，毛澤東在關於廣東工作問題的電報上批示“林平（尹林平）的歷史、能力請查明告我，此人似很有辦法”。抗戰中后期，中央多次就華南工作發出專門指示，有許多是直接發給尹林平等人的指示電，印証了黨中央對華南地區干部的關注和看重。

　　 因為華南黨組織工作的成績以及這些成績所具有的區域代表性和對內對外的良好政治影響，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致曾生、王作堯、尹林平、馮白駒並告東江縱隊和瓊崖游擊部隊全體指戰員的指示，高度評價道，“自廣州淪陷，迄今六年，你們全體指戰員在華南淪陷區組織和發展了敵后抗戰的人民軍隊和民主政權，至今天已成為廣東人民解放的旗幟，使我黨在華南政治影響和作用日益提高，並成為敵后三大戰場之一”。在1943年12月東江縱隊宣告成立后，中共中央將華南游擊隊列入八路軍、新四軍之后又一支正規軍，給予了華南游擊隊極高的榮譽。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朱德總司令在報告中多次提到華南抗日縱隊，他強調，“中國的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分為兩個戰場：國民黨戰場和解放區戰場。這是中國抗戰的特點，其中解放區戰場是由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所創造起來，並負起獨特的作戰責任的”。這無疑反映了中共中央對華南抗日工作的肯定，亦是對中共華南黨組織和華南游擊縱隊英勇作戰的褒獎。

　　 （作者：左雙文，系廣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