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研究視角下的革命志士書信及其歷史價值

　　 【治史心語】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壯闊征程中，無數革命志士以筆墨為媒，在烽火歲月裡定格信仰、傳遞理想，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書信文獻。這些文字或為臨刑前的絕筆遺書，或為投身革命途中的家書私信，抑或是與同志探討真理的論學信函。作為第一手史料，它們真實記錄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軌跡、革命實踐與精神世界，填補了一些史料空白，既呈現了歷史的動人細節，又蘊含著穿越時空的精神力量，不僅為黨史研究提供了文獻支撐，更成為新時代傳承紅色文化的深厚滋養，值得深入挖掘與系統闡釋。

　　革命志士書信的史料特征

　　 革命志士書信作為特殊歷史語境下的文本遺存，具有真實性、私密性等鮮明特質，使其成為黨史研究中不可替代的文獻類型。

　　 真實性是革命志士書信的首要特點。這些書信或寫給至親至愛，或致予黨組織與戰友，未經后期修飾與刻意建構，得以真實記錄革命斗爭的特定場景、黨內生活的具體細節以及個人的思想軌跡和情感體驗。在南京國民政府任職、從事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冷少農1930年寫給母親的家書，直白回應家人對其“不忠不孝”的誤解，坦言自己“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順大多數痛苦的人類”，展現了革命者的家國抉擇、作出的巨大犧牲。中共奉化縣委首任書記董子興在遺書中，詳細記錄了被捕后黨組織遭受破壞的經過、獄中同志的表現以及自己內心的煎熬與反思，他自責道：“最使我痛心的，是F（奉化）縣革命黨全部的工作給我‘破壞’了，因為什麼証據、名單都被搜去了！”這種未經加工的原始記錄，為考証黨史中的具體史實、還原歷史場景提供了極為珍貴的一手材料。

　　 與公開宣言、官方文件不同，書信的私密屬性使其成為革命者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清晰呈現了其在生死關頭的所思所想和情感狀態。中共湖北省軍委秘書杜永瘦被捕后堅貞不屈，在面對死亡之際，含淚給臨產住院的妻子寫下遺書：“我不是時常對你說過嗎？這就是樂園，是我最后的歸宿，光榮的死。我含笑，我更望你含笑。我快樂，我願你比我更快樂……我覺得我現在已是一個很清閑的人，身上千斤的擔子，已經卸了！”字裡行間，洋溢著一種為信仰而獻身的光榮與幸福。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徐瑋在獄中給家人寫信，詳細交代了身后事，並囑托“我以天下為家，我的遺骸隨處可放，由它腐敗”。寥寥數語，折射出革命者淡泊物質、魂歸自然的生死觀。上海閘北區團委書記郭綱琳不幸被捕后，其兄郭綱倫心急如焚、四處設法營救，最后國民黨當局同意釋放郭綱琳，但條件是她必須簽署悔過書。郭綱琳在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后給兄長寫了一封回信，信中寫道：“我不希望什麼，更不為失望而悲嘆……現在我的中心是：‘讓造成我的命運來完結我的命運，讓我能得著的時日求些我願求的知識，一直到最后一日。’”這些革命者真摯的情感表達，展現了他們作為子女、夫妻、朋友、同志的多重角色與豐富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強對個體精神世界的關注。這些情感表達與其理想信念水乳交融，共同塑造了有血有肉、可親可敬的共產黨人形象，使歷史研究更具人文溫度與感染力。

　　書信文獻中的中共黨史敘事

　　 革命志士書信的內容涵蓋信仰表達、工作匯報、親情牽挂、理論探討等多重維度，呈現了革命史敘事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從地域分布看，既有革命根據地之間同志的通信往來，也有白區地下工作者的秘密信函﹔從作者身份而言，既有黨的重要干部，也有大量基層黨員、青年學生、普通戰士乃至同情革命的進步人士。多元的文本類型共同構建了立體豐滿的中共黨史敘事圖景。

　　 爬梳革命志士書信，可對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史及早期組織活動研究進行補白。黨的創建與早期發展，是在秘密、分散狀態下進行的，正式檔案留存極少。早期黨員之間的通信，成為重構地方黨組織網絡、活動方式與成員心態的關鍵史料。例如，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之間的信件，揭示了小組內部關於建黨方針、工人運動策略的討論細節﹔旅歐黨團組織成員寄回國內的報告與私信，詳細記錄了他們在歐洲的學習、斗爭情況以及對國內革命的建議，是研究黨的海外組織建設與思想來源的重要一環。這些看似零碎的書信如同拼圖，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地勾勒出黨在初創時期多層次、跨地域的組織圖景。

　　 對革命志士書信的歷史考察，還可深化對革命動員與當時社會心態的研究。革命如何贏得人心？除了綱領政策，個體的說服、情感動員至關重要。革命者寫給家人、同鄉、同學的信，就是微觀層面考察革命意識形態如何傳播、如何打動不同社會階層的有力証據。1930年，中共雲南省委書記王德三在獄中給父親寫信，深情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詳細敘說自己從事革命斗爭遭遇的艱難困苦和秉持的堅定信念。原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成員吳振鵬就義前夕對大哥作了最后囑托：“親愛的大哥，期望有一天孩子在您教育下懂得父親投身革命的經歷和意義，讓他（她）堅信共產黨旗幟的偉大本質，堅信旗幟的勇敢和堅強。”這些文本直接反映了革命話語如何融入日常生活倫理，如何將階級解放與個人翻身、家庭幸福與民族解放聯系起來，從而揭示革命得以獲得廣泛社會支持的心理與文化機制。

　　 對革命志士書信進行研究，還可增進對當時黨內政治文化與組織生態的認識。書信往來反映了黨內同志關系、上下級溝通方式以及對紀律、困難、挫折等的態度。例如，重慶解放前夕，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300多名革命志士，在遇害前總結黨內存在的問題，向黨提出防止領導成員腐化、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斗爭的鍛煉、嚴格進行整黨整風等八條建議。這不僅是革命歷史的記錄，更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斗爭中形成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等優良作風的生動體現。在極端困難時期，黨員之間的通信往往充滿了相互鼓勵、堅定信念的內容，是研究黨的韌性文化與精神力量的直觀材料。例如，“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黃競西身陷囹圄，他寫信勉勵同志，“現在的革命，進一算半，退一算十，不革命的，就在這時淘汰了”，希望同志們“繼續前進，萬勿灰心”。同時，革命志士書信中對腐敗現象、官僚習氣的批評，也為研究黨在不同時期的自我淨化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史料線索。

　　書信史料在黨史研究中的重要價值

　　 革命志士書信作為特殊的文獻類型，在黨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功能，其價值不僅體現在史料補充上，更在於為研究方法創新與學術視角拓展提供了可能。

　　 首先，它能彌補檔案缺失，豐富歷史細節。革命志士書信聚焦個體經歷與具體場景，能夠填補檔案文獻的敘事空白。如胡孟晉烈士在抗戰期間的十多封家書，記載了安徽抗戰時期抗日救亡運動的大量細節，為研究淮南、皖江地區敵后抗日根據地提供了有力史料支撐。此外，書信中對日常生活與情感世界的記錄，使歷史人物更加立體真實，也為黨史人物研究提供了新的維度。例如，劉伯堅在書信中對兒子的牽挂、李白對妻子的囑托、王孝錫在給父母的遺書中表達的未能膝前盡孝的遺憾，都使革命者作為“普通人”的形象與情感展露更加全面。

　　 其次，它能拓展研究視角，創新闡釋路徑。革命志士書信為黨史研究提供了從個體到群體、從微觀到宏觀的研究視角。通過對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時期革命志士書信的文本分析，可以考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區域差異、不同群體革命者的思想特征、革命實踐的地域特色等問題。例如，對比留蘇學子與國內革命者的書信，可以探討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不同路徑及其對革命實踐的影響﹔分析白區與根據地革命者的通信，可以揭示不同環境下黨的工作策略的調整。因此，系統發掘與研究革命者的書信，能進一步拓展黨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最后，書信文獻的文本特性還推動了黨史研究方法的創新。運用文獻學方法對書信進行校勘、編年、注釋，能夠還原其歷史語境﹔採用話語分析方法解讀書信中的關鍵表達方式，可以考察早期共產黨人的思想建構過程﹔通過對書信寫作對象、內容關鍵詞的提取分析與量化研究，能夠從社會史、心態史、生活史等角度，把握不同時期革命者關注重心的變化與精神訴求的共性，還原更加立體多元的革命歷史場景。這些研究方法的運用，進一步豐富了黨史研究的學術范式、推動了研究創新。

　　 當前，充分挖掘革命志士書信這類微觀史料的研究潛力，可從多方面著力：首先，目前這類史料分布零散，多見於地方文史資料、紀念館藏品或家族保存。亟須開展全國性、系統性的普查、征集、整理與數字化歸檔工作。在整理中，需注重保持文本原貌，並詳細考訂寫作時間、地點、背景、收信人信息以及文本流轉過程，附以嚴謹的注釋與說明，為后續研究奠定可靠的文獻基礎。其次，對書信史料的研究應引入文獻學、社會學、情感史、概念史等多元視角。例如，運用計量文本分析法，對大量書信中的高頻詞、情感傾向進行量化研究，以探索革命話語的演變規律﹔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通過書信往來關系，考察早期革命者的交際網絡與信息傳播路徑。再次，拓展比較研究的視野。如將中共革命者的書信，與同一時期其他政治力量的相關私人文獻進行比較，分析不同政治選擇背后的思想動因、情感結構及其對革命道路選擇的影響。也可考察不同歷史時期（如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革命者書信在關注焦點、表達方式與情感特質等方面的變遷，從而深刻理解革命進程的階段性特征及其對個體的影響。最后，解讀每一封書信，都須將其置於具體的歷史、政治、社會語境之中，與其他史料進行比對互証，避免斷章取義或過度詮釋。相關研究成果應積極與中共黨史、革命史、中國近現代史等領域既有學術成果進行呼應與對話，並用扎實的微觀個案研究深化關於革命動力、組織機制等重大宏觀歷史問題的討論。

　　 （作者：張新洲，系嘉興大學浙江省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中心副教授）